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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

时间:2021-04-22 12:12 来源:网络整理

  止庵。图/受访者提供

止庵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止庵:两个视角看世间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李静

  发于2021.4.19总第99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止庵最近正在看《天空诊疗所》,尾野真千子主演的日剧他已经看得差不多了,只还差两部。看剧倒没有什么目的,初衷也很简单,只是偶然发现“这人演技太好了,演的剧也都可看”,于是就全部搜罗来。他甘愿做一个没有意义的无效的研究者,或者说没用的专家。

  从年轻的时候起,他就喜欢花好大力气把一个事情搞清楚,也不一定有什么用,反正搞清楚了就可以放下了。80年代读张爱玲就是,那时内地只出版了一本张爱玲的《传奇》,止庵托人从香港买,把市面上能找到的张爱玲的书都买来,一本就要二三十块钱,基本是他工资的1/3甚至1/2。在这之前读庄子、老子,之后读周作人都是如此。

  然而“有用”却偏偏从这些“无用”中生长了出来。止庵被人认识,是作为庄子、周作人、张爱玲的研究专家。庄子说“无为而为”,人们常常费尽心机求一个结果往往不得,而不求结果地专注做一件事,却可能有意外收获。这是止庵从他的研究中得到的人生哲学,这哲学在他自己身上验证,如今, 中经融媒网,他又把它写进了自己近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受命》之中。

  滤镜下的80年代

  《受命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,牙科医生冰锋突然得知父亲十几年前惨死的真相,这成为苦苦拖住他的重负,爱情无法将他带往新生,他为复仇而困在正在退场的旧时代中,“日暮途穷”。

  这是一个止庵在1988年就构思好的故事,在日记本里写故事梗概、人物小传,积攒了几万字笔记。但笔记一搁就是30年,在他60岁后,才又把这个小说捡回来。止庵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个年代就把小说完成,因为书中呈现出的1984~1986年的北京城,在当时的自己看来只是平凡日常,但站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, 能源城市网,那已经成为一段逝去的只能被追忆的时光。

  1977年,止庵按父亲的意愿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,1982年毕业后做了两年口腔科医生,随后又去报社工作了5年。生活在还没被加上滤镜的80年代,他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穷,一个月最多招待朋友在家吃一顿饭,连去次饭馆的钱都没有。学医、从医清苦,却使止庵养成凡事悉究本末的习惯。

  重新书写80年代,止庵觉得自己的记忆已经靠不住,他去图书馆搬出1984年到1986年的《北京晚报》、北京市街巷交通图、北京市各区地名册……像给病人治病似的一个一个细节精确核实。现在网上还挂着他的求助帖:1984~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,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?

  他要求自己写下的细节要像纪录片一样真实可靠。那时放映的电影,举办的展览,后来被拆掉了的胡同,都真实地从历史描摹进小说。依循人物的脚步,乘坐107路、44路公交车,止庵带着读者穿行在80年代的北京城——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,同仁医院还保留着两个尖顶,音乐厅仅仅是个正在挖地基的大坑。

  在厚厚一摞旧报纸的影印件中,早已沉入他记忆深处的80年代又活了过来。社会正在分层,人们带着旧时代的伤痕和记忆寻找走进未来的入口,每个人选了不同的路,从此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,只有在那个充满了选择和可能性的时代,冰锋这样的人才能够存在。止庵觉得,如果自己在1988年把小说写完,那它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故事,不会有今天的质感。而如今再回看80年代,对止庵意义也不同了,“那一代人每个人都背着一段历史,现在的人是没有历史的,选择和生活很趋同。” 止庵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一样东西只有当你丧失了,才能看清它到底有没有价值。”

  在止庵看来,80年代是某种分水岭,“大时代中的变迁很有意思”,似乎还从未有人好好写过那个时代的情绪和记忆。

  伍子胥的故事

  《受命》的故事虽然属于80年代,最初雏形却孕育于40多年前。那时止庵还是一个名叫王进文的少年,父亲是诗人沙鸥。受家庭环境影响,止庵从小酷爱读书,但1959年出生的他,在无好书可读的年代,只能找到什么读什么,这也有个好处,让他分辨出了作家中谁高谁低。直到70年代末,经典外国文学、古典文学重新出版,他才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书,经历了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, 今日传媒网,时间焦虑到一分钟都不想浪费,在人挤人的公交车上,也要把书举到头顶,仰着头看完了100多万字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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